曾经和一位搞创作的朋友聊过，如果每天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文字，那么那一天你都会觉得十分开心。推而论之，如果一年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一本书，那么这一年你都会常常显出莫名的笑容。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但我愿意向写作的朋友们推荐这样的感觉，而且，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还在写作、并且仍在写作的全部理由。
这部《否定主义美学》，是我计划完成的“否定学系列论著”的第一部——其他三部分别是《否定主义哲学》、《艺术否定学》、《否定主义文艺批评学》。感觉上，这也是我写得比较顺手的一部书稿。可能有《否定本体论》作为基础，这部书稿在理论上的扩充、深化、调整，就稍微容易一些。加上《否定本体论》出版以来，学术界不少朋友的鼓励、批评、鞭策，通过文章、书信和言谈，无疑给了我不可或缺的营养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认为：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由于文化上的特点，就不得不是一个持续的积累和探索的过程——就像儒学是积累而成的一样。我不相信一个学者一夜之间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靠一本书就宣称完成了一个“学”，也不赞成一个理论家频繁地转换论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何况文明的破碎、知识积累的不足、周围学术环境对创造性学术努力的无形抵触，都必然使当代学者的理论建设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此，与其说这本书是在大半年的时间写成的，不如说是从1987年我写《否定与徘徊》开始、中间经过《否定本体论》、总体上用十年的时间写成的。
书稿分“美学的提出”、“美学的原理”、“美学的方法”三个部分，前者意在强化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理论的现实依据，并将这种依据，作为反审中西方美学局限的共同尺度，试图摆脱以往中西方美学互为批判、但又没有实质性成果的格局，并将当代中国美学建设与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联系起来，重新建立美学和当代现实的某种关系。后者意在突出一种美学理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逐渐告别美学研究的经院化时代（在我看来，“实践美学”、“主客体美学”、“和谐论美学”等均有这个问题），也意在与移植和依附西方从而缺乏本土操作性的各种美学（如“自由美学”、“生命美学”、“形式美学”等）有所区别，重新使美学产生对中国当代现实的影响功效。自然，这种意图不见得在本书中就能体现得很充分，但至少，这是我一种力所能及、抛砖引玉的努力。
有朋友说，现在几乎很少有人在搞理论了，更不用说搞“美学理论”，你还在搞个什么劲？也有同仁说，现在的美学，已经不是在建立什么体系和理论，而是应以描述为主，因为西方已经经历过“体系”的阶段，何况“逻各斯中心”已经解体，结构化为解构，价值中心化为价值多元，体系和理论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我能理解这样的忠告，但我更愿意相信：在大家都搞理论的时候才搞理论，不仅那些理论是否是真正的理论值得怀疑，而且“搞理论”的人是否是真正热爱理论的人，也是十分可疑的；而在大家都在建立体系的时候去建立体系，多半可能只有体系之形，而没有思想之质。我不喜欢成为这样的从众者。在我的信念中，理论和体系的核心只能是“自己的思想”。而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理论界、美学界很少有人是真正坦然自信的———当我们看多了以西方思想为理论的“体系”，也看多了儒道释思想的当代版美学后，这个问题或许就更加清楚了：如果我们还没有建立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凭什么说她们已过时了呢？
但毕竟，在这样的非理论性的文化背景之下，做这样的理论性工作，很可能是一次冒险。或许是命中注定，或许是已无退路，我只能承担这种冒险可能会导致的失败。好在这本书的写作，又一次地使我重新体验了在写《否定本体论》的那种兴奋、充实和欢欣的感觉，那么，成败得失就在其次了。因此，我想，即便只为自己的这样的充实和欢欣，我也要这样去写。庆幸的是，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将自己的看法，向中文系研究生、本科生进行课堂交流的过程，也是在旅途和其他各种场合中，和我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熟人和陌路人交流、闲谈的过程——我是从他们或若有所思的、或质疑的、或赞同的眼神中，获取写作的力量的。为此，在本书付梓之际，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他们。
还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我每天均是在北窗外的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写作的，这给我带来一种既厌烦又亢奋的感觉。在阳台上点一根烟，看见的又是浑浊的、常常有飘浮物的秦淮河。这使我意识到我已处在远离箫声悠扬、桨声灯影的现代。但我并不认为我是处在一个远离美学的时代——当代愤世嫉俗的人，很可能并没有发现当代的美学。我甚至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我喜爱的工作，或者说我喜欢的工作竟然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效地进行，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学，而且是当代性的美学生活——我们怎么能说，只有一种生活才是美学性的生活呢？
（本文系作者为《否定主义美学》一书写的跋，该书即将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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